吴德：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前言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１９９３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１４次，也就是１４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１９９４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１９９５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１１月２９日去世（享年８２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６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６８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１９９３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１３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一、动荡的北京市委（见本刊ｚｋ０４１０ｂ吴德：“１９６６年的北京市委”）

二、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１９６６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