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戈：《在商言商？》之问与湘商的使命

（一）冯（仑）贤达为什么不如潘石屹“伪君子”

伍继延先生的《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在长沙首发后，一则“冯（仑）贤达不如潘石屹‘伪君子’”的新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很多人被这种名人的噱头吸引住了，或者当作一种娱乐引以为笑谈。但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人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享有一定的商业繁荣后，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任你是什么社会贤达，还是文化贤达，都不如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赚钱的“伪君子”厉害。

“商人”正以前无古人的高姿态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不过，处于中心位置的商人被人们艳羡之余，却没有如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盖棺定论”地收获历史的荣耀，相反――收获了一大堆“仇富”的情绪。怪哉。

伍继延先生曾经谈到自己从商后的一种疑问：“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可见，虽然伍继延先生本人仍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全民商业行为不自觉地保持一种警惕。所以，伍继延先生从2003年创办重庆湖南商会以来，他的行动主线就是推动商会建设、倡导湘商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本书极少谈他的从商经历，而更多围绕商会、商文化展开来写。

在湖南媒体界，在湘商事业蓬勃发展的这十年间，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无疑是围绕“湘商”而展开的系列辩论，比如“湖南人会喂猪、会种田、会打战、会从政，但不会从商”，“尚须需时日话湘商”、“大话湘商正当时”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论当然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湖南人的“商业自信”，推进了湘商事业的进程云云。但是，在我看来，“湘商”概念的提出，对于从近代以来即以天下为己任、放眼看世界的湖南人来说，他们今天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欲望进行所谓的“商业转型”，甚至这被当作湖湘文化发展的性命攸关的事情，这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现代历史的进程？在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中有着怎样的典型意义？而这种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后果，却最终又落入到了这样一种怪圈：冯贤达不如“伪君子”。

今人为了迎合当下的商业热潮，大打商帮牌，竭力从旧纸堆里挖掘出“十大商帮”的文化历史。拥有晋商、徽商、潮商光辉历史的人们自然脸上有光，而在古代“十大商帮”中榜上无名的湖南人遗憾之余，搜索枯肠地从古籍中挖掘材料勾勒出湘商的历史来。这自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今人动辄“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种落后的农耕文化”、“农耕文明不如商业文明”，甚至大肆批判“古代重农轻商”，我认为这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人，非常偏颇的。至少，眼下迷失在商业泥沼中的国人，还是找不到方向，甚至是变本加厉地堕落下去。

在“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里，生产物质的基础是农业，是“根本”，舍此之外并没有其它能够直接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吃、住、用的东西；至于古代的“商业”，本身并不直接生产产品，仅仅是在利用自然资源，在天然的农产品、手工产品、矿物质之间进行交换，是一种“商业贸易”，也可以说是一种小商业概念，是对农业的补充，所谓“重农抑商”即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一种很好的监督方式，古代的商人并不会比今天的商人更加道德高尚，也会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所以古人才把商人当作一种“蠹虫”，而把商人排在“士农工商”之末。而在今天，商业已成为一种源动力，直接生产各种原创的产品，这恰恰是传统农业所不及的了。如果说商贸流通只是商业的某一个环节，是一种小商业概念，当下的“商业”是一种大商业概念，是一种全民生产行为，是从生产产品、流通交换、实现价值的全过程。

现代人常常批判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但“自给自足”就是落后的吗？“自给自足”除了说明物产还比较丰富，自然生态平衡外，还包括古人欣赏的“知足常乐”的心态。而在今天所谓的市场全球化时代，人们投入了大商业概念中，固然可以博取更多的物质享乐，但也意味着人类生存风险的增加。今年中国政府的经济会议罕见地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说明通过商业可能控制他国的粮食安全、或者自己把粮食安全拱手让给他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商业社会里，人们可以牺牲身体健康去追逐利益，而无法拥有“粮食安全”，无法回到那种原始健康的自然社会中去了！人们想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可得了。

因而，我认为湖南人完全不必为自己的祖宗不会经商而感到耻辱，不必为没有一部“近代湘商史”而感到遗憾。在古代，会种田、会读书、会打战、会从政，才是最正宗、正经的好事，也是湖南人在历史上获得的崇高荣耀。要想让近代湖南人也会经商，成为一把商业的好手，恰恰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事情，是现代人的偏见。

（二）湘军领袖如何开启了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文明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是由正在推动湘商文化和商会事业建设的人撰写的，试图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书写和构建湘商的历史。书中指出，“湘军领袖开创了现代湘商的历史”，指的是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搞强国富民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也启迪了人们的工商业理念。鸦片战争引发的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中国人的命运真可谓性命攸关了，而且一直影响到时下的中国人，是福是祸尚未可知了。

“湘军领袖开创了现代湘商的历史”似乎是湖南人说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其实暗含玄机。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把中国人卷进了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湖南人镇压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半部近代史是由湖南人写成”。那么，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湖南人的这种转型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的转型，湖南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湘军偃旗息兵后，并没有像传统的军人那样脱掉盔甲衣锦还乡，重新拿起锄头种地，归隐乡间，或者是坐享其成地做官僚和戍边，而是搞起了现代工商业，与世界列强竞争，这其实暗含了现代历史尤其是当下世界的特征：世界的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军队暴力的征战，变成了没有硝烟的商业产品和资本的攻城略地。

而且这一关键性的线索，可能令崇尚理学（理学某种程度上即是“存天理灭人欲”）、救亡图存的曾国藩根本想不到，正是它开启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全新的转变：由自给自足的、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变成了“奇技淫巧”横行、欲望膨胀、资本控制人类意识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最初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科技商业竞争，满足了国人的救亡图存的种族生存需求，但是过度的商业发展（所谓物极必反），已经令国人“欲罢不能”了：商业不但摧毁了礼仪之国的一切道德底线，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一个奇妙的雾霾的国度，中国人面临一个更具威胁性的生存问题――环境的污染对人有着更为直接的杀伤力。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把当下中国的问题归罪到开启中国近现代化的湖南人。恰恰相反，面对西方的重炮利舰和强势文化的入侵，湖南人做了最为激烈的反抗和持久的反思，而且，当时的湖南人还是抱着“卫道”（孔孟之道）的姿态来从事他们的事业，只是不知道当下湖南人还是否有这种“卫道”、“殉道”的执著追求。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生在礼仪之邦的国人，被动卷进了这个世界历史的丛林法则和竞争进程中，为了“保种图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学习西方的重炮利舰、科技器物，但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嘶杀，令数千万中国人生灵涂炭（现在看来发动战争的人是不是太荒诞可笑？）；经历各种西方主义的实验、制度的变革，到头来造就了一大批裸官、裸商投向西方的怀抱，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以及活在雾霾之下的可悲的国人。谁又能说，当下的中国人就比农耕文明时代的人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有方向感？

之所以反复赘述，主要是为了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人从来不是主动而是极不情愿被动卷入这个历史进程的，为了参与全球竞争，不得不接受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从此做了各种各样制度的改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进行了极为矛盾而悲壮的思想挣扎；第二，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商业社会是一个悖论社会，只要中国人被卷进这个大染缸，必然要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摧毁纯净的自然生存环境，古典的诗意的田园景象将不复存在。（古人把技术视作“奇技淫巧”似乎有先见之明。所以，工商业文明真的值得热烈歌颂吗？）

（三）《在商言商？》之问和文化的回归

但是，在这个商业征战的时代，“商”还是不得不开展。首先，“商”是一种手段、工具，就像古代农业也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但“商业”绝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我们的生命价值所在，就像物质财富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生存保障，但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一样。“商”之外，还有自由的政治生活、高尚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的终极信仰等等值得我们追求。其次，“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商业的灵魂是什么，商业的伦理何在？近来湖南学者郑佳明提出“用湘魂武装湘商，由湘商再铸湘魂”，即是在追问商业的意义所在，湘商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一般都说，“湘魂”是一种心忧天下的精神，譬如湘商张跃的远大，长期从事环保节能事业，“以保护生命为信条，从本质上优化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可谓具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湘魂。但是，我们继续反思，用现代技术来治理空气、消除雾霾，也仅仅是一种补救措施。如果我们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根本不通过现代工商业生产制造空气污染，何来净化空气？不制造漫天雾霾，又何来消灭雾霾？（譬如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最为彻底的反思，还需要反思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当下的地球生态。回到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难道竞逐物欲、劳神费心的商业竞争生活，一定比安静朴实、恬淡寡欲的农耕生活，乃至如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更美好？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这本书，封面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首先是警醒我们需要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民经商、竞逐利益的后果，“在商言商”对企业家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光是“在商言商”又是不够的，商人要创造财富享受财富，但是否忽略了自己对社会公益慈善、对生态环境、对公平正义的政治法治生态、对精神文化重建的责任，商人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因为商人掌握了这个社会巨大的财富，他们有能力也更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大的福利。

其次，中国人被卷进世界历史进程百有余年了，这个过程是对我们视为落后的农耕文明的摒弃，而对所谓先进的工商业文明的拥抱。这个“工商业文明”的果实，是苦是甜，国人也大抵可以尝到个什么滋味了。恰恰这个过程，又是对中华固有文化的激进反叛的过程，是中国人原本的生活方式激烈蜕变的过程。过去我们是救亡图存，不知深浅，不能窥其全貌，就赶进了工商业文明的这趟混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反思这个过程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在商言商？》的这个“？”的意义所在。

现在地球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产生伟大文明的东方大地。汤因比曾就说：“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之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其实，尽管还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中国的儒家、佛家、道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创造了非常圆满的生存智慧。儒家历来奉行有节制的生活，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要克服过度的欲望，过一种中道中庸的生活；佛家讲“自性圆满“、“明心见性”，修心高于一切物质享受；道家尽管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但不会过度开发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视技术为“奇技淫巧”。

有学者认为，台湾、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而把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文明成果，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儒家宪政”。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当下日本的稻盛和夫，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把佛家的思想贯彻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中，把佛家的价值信仰置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从而创造了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因而我们湖南的学者、原三一副总裁何真临先生把稻盛和夫称之为“佛商”。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因为有上帝的引导和新教伦理的规范，那么东方商业的发展，也必须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或者是佛家文化结合起来。说到底，文化是“体”，是“道”，恰恰具有永恒的价值；商业是“用”，是“器”，是临机应变的。商业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必须由背后的文化精神进行节制和引导。如果滥用资本和过度发展商业，现代工商业文明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成为破坏自然和人类和谐生活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过去湘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工商业文明的进程，我也希望湘人能完成对这段历史进程的总结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我更希望湘商能够承载一种全新的使命，这是一种再造湘魂、再造文明的使命，也是“湘商文化”的源起，最终去开创结合中西方文化文明优势的新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