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谢谢张思平理事长的介绍，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去年秋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回来以后正好是寒假，有时间到深圳来学习，访问了一批很有意思的公司。今天，创新发展研究院邀请我来发言，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想法提供给各位一起来探讨。

一、外需收缩，反全球化潮流抬头

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看，在2007、2008 年达到峰值，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大势是下行。如果拿2007 年增速最高峰跟2015、2016 年相比，中国这么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7％，已经减速一半还多。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动。

经济总会有波动。但是高位下行，还是一个很大挑战。在座各位如果滑过雪，就知道高位下行要面对巨大的惯性，突然减速，企业、市场、地方等方方面面的预期都需要急速调整，搞不好失速就失控。

那么，高位下行的态势究竟是怎么来的？美国2007 爆发金融危机，而2007 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顶点。次年，2008 年中国增长率降到9.8%，但还是达到1979―2008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2009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 年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4 年IMF 以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但是，看来还是挡不住中国增长率的大幅下跌。开始以为还可以用点什么办法把经济托一托，甚至可以重新把增速拉回去。但最后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胜出的中国经济，终究还是没有可能偏离全球经济的基本走势。

首先要讨论，为什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6%―7%这种速度的增长？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中国自己，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在开放中实现的，是全球化大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经济讲起来很复杂，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它还原到一个非常简化的场景。假定存在两个经济体，一个比较富有，一个比较贫穷。所谓富有就是资本比较充裕，人均收入高。贫穷呢？那就是资本很少，但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

如果这两种经济体，被一道墙分隔开来，各过各的日子，有什么结果？那一定是穷的没资本，也因此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所以经济增长慢。富有的国家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所以这两个经济体在分隔的情况下，差距会持续拉大。

如果把这两个经济体打通，会发生什么？譬如讲富有的经济体有10 万元资本，300 个工人，人均产出100 元；贫穷经济体只有10 元资本，但有3000 个工人，人均产出1 元。现在问，两者打通以后，上述这些参数会发生什么变化？

打通以后，这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 万零10 块钱，工人总量就变成3300 人。于是，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其实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有哪些变化呢？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富国资本，原来是10 万对300 人，现在加了10块钱，却同时又增加了3000 工人，总共有3300 人来抢这10万零10 元的资本。很明显，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这时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金融极其耀眼，道理就是全球资本变的相对更稀缺。

第二，富国由于长期积累，有科学技术和大量专利，这些东西的稀缺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原来只有300 工人来利用，现在3300 人都希望用较高技术来武装。

第三，富国经济原来的300 工人，现在要参加全球3300工人之间的竞争，因为全球化导致参与竞争的工人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富国的蓝领和下层白领压力最大，因为他们直接面临大量廉价劳力（人均收入1 块钱！）的竞争冲击。然后，随着穷国劳动者学习能力的提高，富国国内更多劳动者面临较大竞争压力。

第四，富国国内收入分化加剧。战后发达国家长期趋于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重新趋于金字塔型。顶端是华尔街和硅谷科技精英，在全球化中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在人口底部，受开放穷国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多蓝领、白领人口面临收入下调的巨大压力。

这部分“沉默的多数”，也从全球化中得到过某种好处。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产品大量输美，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他们的实际收入。问题是他们遭受的竞争压力更大。何况收入总是相对收入，相比华尔街和硅谷精英在全球化中挣了大钱，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低端白领阶层不能不感到有巨大的失落感。

第五，穷国数目庞大的劳动力，在开放后有机会和来自发达国的技术、资本相结合。技术和资本都不是简单搬得来的，需要学习曲线提升。只要能够提升学习曲线，穷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就得以发挥，收入水平随生产率提高而快速提高。

第六，穷国国内的收入差距也拉大，因为获得外来技术、资本的条件有别，更因为学习曲线提升的程度有别。

整体看，打通穷国富国之间的壁垒，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因为全球化而加快增长。其中，学习曲线上升较快的穷国，平均收入上升得速度比富国更快。富国内部收入分化，其全球化得益部门越来越富，但受损部门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有所降低。此外，穷国的国内收入分化也抬头。

这幅世界版图，逻辑简单，但结果有点复杂。前两年一个法国人叫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21 世纪资本论》，关注的是全球化导致发达国收入差别两极分化严重。他举证说，美国和西欧主要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二战结束后显著下降，但从1980 年代开始，特别是90 年代以后，发达国的基尼系数重新掉头向上，回到历史高点。皮凯蒂认为发达国的资本所得太高，劳动所得过低，类似19 世纪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即产业革命导致英国劳资矛盾加剧，出路只能是抑制资本（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否则就是社会革命。

我看过作者履历，他一直在法国教书，仅有两三年时间到波士顿做访问学者，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尤其没有来过中国和印度。他是就发达国谈发达国，以为发达国就是世界经济的全部。但实际上，当今时代无论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中。从全球格局看，收入分配状况是在改善――发达国的平均收入增长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在靠近。皮凯蒂在他的书里列出了这张趋势图，但他自己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理解。

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邓小平提出“翻两番”的时侯是1980 年，那时中国人均GDP 只有200 美元。开放后，现在我们的人均GDP 是七、八千美元。美国80 年代初人均GDP 是1 万几千美元，现在也不过5 万美元。以中美为例，“全球”收入分配平均说来当然有了极大改善。这是为什么全球化值得坚持的原因。

问题是单看发达国家，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也不来看看中国农民、农民工开始能挣多少钱，现在能挣多少钱，他只看到发达国普通老百姓收入，相对于他们本国资本、科技精英的收入，占比降低。

这也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经济板块都能够同等收益。总是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也总有社会矛盾。中国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也是一个多年要解决、但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国内收入差中，靠近技术、靠近资本，或者学习曲线提升快的，收入增长快，反之则低。另外，由于转型远未到位，凭权力腐败寻租，也是一部分人收入畸高的来源。

所以全球看，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看整体，全球化还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生产力，也提高了全球国家间收入水平趋同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尽管蕴含其中的经济逻辑很简单。

二、中国经济与开放息息相关

现在我们来讨论中国经济。在认知方法上，要避免皮凯蒂那类认识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经济是走向开放的经济，与全球化息息相关，所以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孤立地分析中国经济。

譬如为什么中国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归根到底还是发挥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理论，之前人们习惯的是绝对优势理论。那是说，只要甲国生产某物比乙国更具优势，那乙国就不要再生产了。李嘉图说不一定，即便乙国生产什么都不如甲国，但也不意味乙国什么也不生产才是上策。在乙国样样落后的产业里，总有相对生产率比较高的，如果乙国集中生产自己还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然后与甲国交换――后者也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甲乙两国的总产出就将更大。

比较优势理论首先要“比较”，其前提就是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所以这个理论从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大概都比较拥护自由贸易理论，因为在学理上，开放的自由贸易导致更优经济增长。

不过世事日新，理论也随之变化。到2003－2004 年的时候，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开始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某种怀疑。在一篇论文里，他提出一个动态比较优势的问题。比如美国原来造飞机有比较优势，中国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袜子有比较优势。按照李嘉图，美国造飞机、中国造袜子，然后中美自由贸易，当然对两国经济最优。对此，萨米尔逊并无异议。

问题是，中国不会老满足于生产袜子。一个经济一直生产某种产品，无论成本还是收益，在边际上必有变化。

我们这里有一个流行口号，“产业升级”。就是不能满足于老生产毛利率很低的袜子，虽然早年是正确之举，但由于成本回变化，老造同样的袜子就利润为零。能不能制造一些别的呢？要产业升级。由于高速增长，我们这里还要求“加快升级”。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升级够厉害的。自行车做着做着就开始造摩托车，从零部件组装到整车，然后就琢磨造汽车，接着就要造飞机。为什么不想呢？中国也有条件，市场大，“以市场换技术”。买人家那么多飞机，谈判总有点筹码吧？买一批飞机，加一个条件，比如说飞机尾翼由中国来生产，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再买一批，飞机翅膀放在中国生产，来不来？况且，中国人还会引进式地创新，在仿造中组合式创新、应用式创新。三来两去，中国开始自主制造商用飞机。

但是，美国怎么办？萨缪尔森就问了这么个问题。原来中国造自行车，现在升级造飞机。那原来靠造飞机与中国交换的美国，以后造什么？当然美国产业也可以升级，问题是两国的升级速度可能不一致。中国还是享有后发优势，造了自行车，看看走在前面的，那就再造飞机。美国再造什么？需要开创性、独创性的探索，没有先行者可参考。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全球供应链，不管谁原创了什么，量产时不能不遵循各国在开放下的比较优势。还说苹果，那当然是乔布斯首创，但要供应全球，似乎还是放在中国生产更优。萨缪尔逊的判断是，如果一方（美国）的比较优势升级持续慢于另一方（中国、印度），那就可能受到“永久的损伤”。

逼来逼去，不一定是李嘉图得出的那个乐观结论。经济上找不到合作解，贸易摩擦、贸易战甚至国际政治军事紧张都可能会跟着来。反正不管怎么着，长期贸易失衡难以为继。对中国来说，就是要看到，过去以高额顺差来维系我们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过去的经济总量小，有点贸易顺差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