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我们对科斯是各取所需 科斯真正的贡献在法学

9月3日，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去世，国内经济学界一片哀悼，人们在痛惋这位经济学家的离世之时，也对他和中国的失之交臂感慨不已。观察者网特别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谈谈他眼中的科斯，以及科斯理论在中国遭遇了哪些误读，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科斯的理论遗产。

观察者网：国内经济学家，比如张五常、茅于轼、周其仁等都和科斯有过密切交往，不过科斯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理论存在误解。在您看来，国内经济学家对科斯理论有哪些误解？

张军：科斯的有些概念，比如交易成本、产权等，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拿过来用的。国内也有一些科斯的追随者，我也不需要点名，反正我知道有那么几位对科斯是顶礼膜拜，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伟大的，有人已经把他比到了爱因斯坦的高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解。

但不可否认，科斯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经济学家。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按照今天的标准，他虽然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框架，但他的思想还是古典价格理论的延续。只是他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研究现实世界的基础上，主要是做实际调查，写一个案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也就是后来张五常在大陆一再强调的要了解真实世界，张五常自己也是走这条路的。科斯早期出版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以及他研究BBC的垄断，英国的灯塔制度，就是遵循了这个路子。所以你看他的论文基本都是很多案例和材料，比如从档案馆调出来的历史资料等等。通过讲述和分析这些材料，他给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我认为科斯的经济思想今天看来还是有冲击力的。但是按照今天的经济学范式，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形式化的理论来，所以科斯的思想可以影响很多人，但他的理论很难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式写给大家，因为它没有一个抽象的逻辑框架。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结构和语言，太具体的东西就不是理论，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必须抽象掉很多细节、很多历史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被后人发展。因为这个，科斯得诺奖才引起那么大争议。包括后来斯提格勒教授把科斯1960年论文中包含的思想总结为科斯定理，也引起很大质疑和争论。

到底什么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说的，也没有个模型化的东西，只是后人把它总结成科斯定理，也不是很严谨，后来张五常也对此做过很多批判。所以我觉得，回头想想九十年代科斯思想流入中国以后产生的效应，很大程度上不是科斯的原因，跟我们那时候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有关。我们似乎是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去理解科斯和他的思想了，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其实他研究的东西跟我们那时候要改革的东西并没多大关系。

观察者网：科斯去世之后，国内舆论反响比较大，有人写文章继续宣扬科斯理论，有人认为科斯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还存着一定问题。可见对于科斯，国内经济学家的意见还很不统一。在您看来，作为经济学家，科斯真正的贡献是什么呢？

张军：我个人看法，科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经济思想史上，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考察法律。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过世，其实科斯主要的工作是和法律有关系，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不是商学院也不是经济系的教授，而是法学院的教授，他自己也编一本杂志叫《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他的创造性贡献与其说在经济学方面，不如说在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上面。

1991年我翻译了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的《法和经济学》，第一个把这本书介绍到大陆。事实上，是科斯开创了这样一个视角，用经济学去分析法律。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发展了科斯的思想，推动了法和经济学的联姻，或者叫经济学分析法学这样一个流派，波斯纳本人也是一个大法官。

科斯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叫《社会成本问题》，作为法律概念的产权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科斯就是用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强调资源最优配置，将这个思想运用到法律上，特别是运用到法权上面，就是权力怎么分配和界定会让结果更有效率，他的这一想法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的逻辑是假如物理世界没有摩擦力，相当于我们这个社会经济里没有成本，法律上的权力界定在哪一方跟结果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权力如何界定不影响结果。这是在理想世界里，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世界有摩擦力，也有成本，所以产权开始怎么界定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这种思想在美国或者在盎格鲁撒克逊系统里会比较有影响，因为英美法系是普通法，怎么判没有事先的规定，取决于以前的案例以及法官对这个事件的评估，所以叫法官造法、法官判法。科斯的东西对这些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会影响法官对案例的看法，那么科斯就提醒大家说你得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判案子得考虑到长远的影响。而中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按照成文法来判案，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到法律条文里面，法官的作用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科斯的这个思想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法学界也比较主张应该引用这个思想到我们的判案里面，但总体上我们是两套系统。

观察者网：那么，科斯的理论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张军：其实我刚才讲的，科斯在法和经济学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潮，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里就会有这类课程，现在也编了教材，希望能够对学法律的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国内的学校也开了这门课，还用了我翻译的教材。但总体上，从1991年我翻译这本书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也没有成气候。科斯的理论跟我们国家的情况还是比较脱节的，所以他可能在学术上会有一点点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法学界的影响并不大。

观察者网：科斯的研究中一直很关注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他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变迁。那么，您认为科斯的理论对中国的真正贡献是什么？

张军：首先我觉得他并不研究中国，他很关注中国也是因为张五常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推荐张五常去香港工作，这样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张五常到香港后写了本书叫《买橘者言》，这本书在大陆影响很大，第一次把科斯的产权这些概念介绍给了读者，大家才知道有科斯，这是在他获得诺奖之前的事情。后来张五常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这多多少少会影响科斯对中国的看法，他周围的人也会不断给他讲中国的事情，知道了中国这三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所以科斯他本身是通过阅读开始慢慢了解中国，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体量比较大，经济上有这么大的成就，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家都会被打动，我想他也不例外。

但你说他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可以拿来为中国用？总体上我觉得没有。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流行于中国10多年，应该与科斯的思想被引入中国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流入中国，迅速成为主流，2000年以前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在中国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学术活动上，谈中国问题，谈改革，必谈新制度经济学，好像经济学只有一个门类，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我觉得这个现象并不代表科斯的理论在中国很管用，而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改革的变化，所以我们对科斯有一种独特的情结。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新制度经济学在大陆盛行，或者说几乎统揽整个学术思潮，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更有关系，而不是科斯。这个人叫道格拉斯?诺斯，也是诺奖得主，现在还健在，是张五常的同事和朋友。诺斯研究制度变化和制度变迁，任何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家当然理解为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后来发现我们国内在那个时间里的改革过程可以用诺斯的理论来描述，而不是用科斯的。

观察者网：那么，科斯理论的盛行是因为迎合了当时中国改革的哪些需要？

张军：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发现“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有用，因为过去经济学只有生产成本，没有交易领域的成本。这个概念也不是科斯开创的，在他之前文献里可以找到，包括马克思讲过的流通费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科斯第一次明确用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鲜，讲的不是生产领域而是交换领域，交换领域则可能和制度很有关系。九十年代一个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计划体制可能交易成本更高，当然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大家就习惯这样去用。

第二我觉得“产权”的概念对中国影响很大，这个可能跟我也有关系，因为我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现代产权经济学》，也大量介绍科斯的东西。产权经济学在当时非常流行，因为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权的变化，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个概念，好像大家搞不清楚到底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后来出现产权，我们就不讲所有权，也不讲使用权，我们讲它是产权，其实也不准确，但当时大家可能觉得产权是一种模糊的清晰。原来我们太清晰了，发现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个概念变得反而模糊了，改用产权，好像它没说清楚到底是指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但是大家感觉它特清楚，所以产权的概念那时候非常流行。九十年代我去很多高校，很多学生拿着我的书找我签名，甚至有些教授跟我讲当时买不到这本书，就拿去复印，所以当时大家对产权这个概念特别欣赏。其实现在想想，科斯的产权是一个法权，他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概念，但大家觉得他似乎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状况。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只有科斯讲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当然后来诺斯的理论大家也比较欣赏。

观察者网：目前国内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还是这么推崇吗？

张军：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九十年代的高峰期，过去十年间其实已经衰落了，现在走到高校里跟学生聊，很少有人再谈起新制度经济学，也很少有人再谈产权、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也没有人谈，所以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现在可能我们更关心的不是科斯也不是诺斯，而是经济学主流的东西。经济学本身有一套技术和一套价值观，科斯的东西说到底也没有超越这套价值观，没有超越经济学关于最优化、分配效率的范畴，只是他的方法是更古典的，是马歇尔经济学传统的承传，而且他把重点放到了法律方面。

当然，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的转型改革，完全可以不用这些概念，也不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我们现在用的是最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可以讲得更清楚。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衰败的原因，在经过了一段介绍、阅读和崇拜之后，大家慢慢就冷静了，发现科斯、诺斯的东西只是经济学主流这个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而已，他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本身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有一套严密的体系，无论你是谁，你还得回到那套体系，否则就会被抛弃掉，就像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去参加国际会议，还大讲科斯和诺斯，人家会觉得你或许来自另一个世界。当然我并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重要，也始终认为科斯和诺斯是我们值得敬仰的大师。

观察者网：科斯作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本身也有很深的反思，比如他提到的“黑板经济学”，甚至认为“某些科学家沦落到跟骗子和江湖‘气功大师’一个档次了”。国内一些清醒人士对于经济学家也有这样的反思，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科斯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呢？

张军：这个批评一直存在，所谓黑板经济学无非就是说脱离实际，很多事情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书本到书本，其实我觉得科斯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的，还有比他更激烈的，比如有人批评这种现象叫“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就是你就是躺在那儿从来不去身体力行。科斯这样批评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去做调查，把过程细节了解清楚，比如历史上经济学家一直讨论灯塔是公共品，私人不会去建造，科斯觉得讨论了上百年了也没有结论，所以他就去研究英国的历史，看看这个灯塔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英国的灯塔相当长时间是私人建造的，那么他就反驳了这些教条的经济学家。

我觉得这是对的，经济学是要调研，但今天可以不需要像科斯那样调研，随着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比科斯的时代要高端很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看美国最好的经济学杂志也很少出现计量经济学这样的研究论文，但今天你想找到一篇不是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论文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方法在变化，在进步，我们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学在量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我可以观察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