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中国经济转型切勿轻犯的十个错误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并没有迎来一个更美好和平、永续发展的新世界，反而各种政治、社会冲突不断，安全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局势也有显著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决心，并愿意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面临日益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应在经济转型中避免犯下哪些错误？

一、持续安全竞争难免，但切勿使中美之间风险管控濒临失控

中美关系也许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提出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两国战略互信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看起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可能难以避免持续的安全竞争，但切勿使中美之间的风险管控面临失败的巨大不确定性。

一是不要陷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冲突的幻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美经贸投资关系的密切，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认知可能值得怀疑。迄今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全球化和经贸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续的安全竞争。或者说，即便我们承认中美之间经济交往密切、互补性强的现状，这种现状也并不能作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一定不会陷入冲突的证据。如果一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如果一国误算甚至相信冲突或战争的未来红利远高于管控分歧渐进互信的现实红利，那么风险管控是否会失败仍然令人担忧。

二是安全竞争构成了和平崛起的不可或缺的保障。看起来，中美之间是美国以攻击型现实主义遏制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风险管控是否会有疏漏取决于两国之间持续的安全竞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能否承受住持续高强度的安全竞争的过程，几乎同时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强必霸思维定势的局限、逐渐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的过程。大国竞争除了指望自身足够强大、少犯错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指望的。如果中国难以承受高强度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竞争，那么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梦和大国崛起。

三是艰难进展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激烈交锋中的安全经济并存，会使得中美都对双边现状和既有政策产生焦虑甚至不满感。如基辛格所言，当和平成为必然和首要的选项之后，会使得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遭受严重制约，进而可能会存在突破制约的政策焦虑和冲动。中国是否既有能力承受持续安全竞争并保持相对均势，又能避免使风险或危机管控失败，并能在这种艰难平衡中做好对外经贸投资交往和对内增长转型，是令人忧虑的。

二、经济新常态难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一是发展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硬道理。人类自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享受到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甚少。尽管许多学者喜欢讨论后发优势，但二战以来，徘徊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并且人口过一亿人的国家，只有巴西和墨西哥。其他迈入富国行列的经济体几乎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到大约2020年，由于中国的加入，全球享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可能会翻番。

二是发展是维持公众信心的硬道理。随着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和通货紧缩局势的严峻，政府和民众的信心遭遇较大挑战。不唯GDP论也好、L型增长也好、经济新常态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都极其重要。但只有中国经济确实保持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和预期，才是凝聚信心的关键。脱离了政府财力的增长、企业盈利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激发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

三是发展是渐进解决而非激化问题的硬道理。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优化来覆盖存量问题。如果经济未能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社会矛盾将可能激化，激进思潮甚至民粹思潮发酵的可能性将上升，这将给落实十八大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带来更大挑战。唯GDP挂帅不足取，经济新常态难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经济没有大块头硬实力，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对既有政策的信赖，更难以承受大国之间的竞争。

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冷笑话，即如果一个学者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这也许折射出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视收入分配的苦涩之果。

一是收入分配恶化是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释经济危机，从金融技术因素给出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深奥莫测的危机根源。从马克思主义框架来分析，经济危机是膨胀的生产力对于劳工阶层微薄收入的相对过剩，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实业资本的相对过剩。也就是各种经济危机看起来表象不同，但本质都在于政治精英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漠视。结果金融逼迫实业、实业逼迫劳工、劳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货币，潮水般汹涌的货币反过来逼迫了一切。美国收入分配可能是1985年以来最糟糕的，大多数州的工会试图逼迫政府将小时最低工资线提升到10美元。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当一个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时却仍觉得生活艰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引发的愤怒和焦虑，可以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现象和特朗普现象。

二是收入分配恶化是中国陷入新常态的重要诱因。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时至今日，面对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蛋糕，中国似乎渐渐形成了收入分配恶化状况趋于凝固的四个新特征。特征一是权贵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渐衰。这些权贵阶层既有权二代也有富二代，隐隐带有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特点。特征二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力的持续失衡，当下地方政府几乎丧失了所有地方税源，同时财政转移尤其是一般转移的透明度却不高，一定程度上逼迫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混乱。特征三是金融逼迫实业，庞大的接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并且金融资产负债雪球仍在越滚越大。特征四是巨富食利阶层的崛起，和中产、和穷人的消费行为日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伴随着中国城乡穷富差异没有改善的现实。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和达到温饱的底层民众，就难有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型，易出现产能过剩甚至僵尸企业；没有甘愿蹲守在实验室、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的科研实业群体，就难有真正的创新创业，相反却容易滋生靠金融、地产、互联网一夜暴富的投机群体。

三是精准扶贫对化解收入分配恶化大有裨益，但离固本浚源仍有距离。经济增长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时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时至今日，对已经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蛋糕持续再做大的机制可否形成和有效运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关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机，迄今复苏微弱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权贵化、虚拟化和食利化，是经济转型切勿忽视的挑战。

四、确立中央权威之后，切勿忘记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

让我们回顾甲午海战的惨痛。根据当年的《美国海军年鉴》，清政府四大水师的实力排名全球第九、亚洲第一，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扼腕。如果说输在唯武器论，那清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购置速射炮，但谁在阻挠购置？如果说输在北洋水师孤军作战，那其他水师在忙碌什么？类似的疑问都指向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国家治理僵化，部门和个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命运之上，导致国运衰微。而我们似乎对历史悲剧的思考有些卡通化，或多或少局限于“君是明君，吏是庸吏”或者“君是昏君，臣是忠臣”的极端解释，忽视了当政者未能尊重国家利益的必然先决和全国一盘棋的必要协调。

一是产能去化和结构调整之艰难，根源在于如何既服从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产能的决策、地方维持产能的利益、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业人员的焦虑，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去产能的痛苦成本谁来买单或如何分摊？如果一项总体整顿的决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终可能举步维艰，或索性推诿给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买单，并埋下金融风险潜伏增长的不安。

二是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瓜分权和利的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衙门都是官。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则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但体制内若无法达成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反而噪音向体制外反馈放大，则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且对体制内磨合进程并无裨益。

三是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应当在于底层调研和试点，从群众中来，实事求是。向错误的方向再勤奋地努力，也不能寻找到美好的正确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开阔、对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层却难以执行，无法执行甚至无力执行，那缺乏底层基础的顶层设计就有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国有经济清晰定位之后，切勿漠视非公经济何去何从

一是对国有经济定位已异常清晰，即做优做强做大。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上了“一大二公”，通过指令和计划来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时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以至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再不好好搞建设，恐怕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尽管人们可以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动荡为“一大二公”未能带来强大经济活力做辩护，也可以用依赖命令型国有经济同样艰难建立了中国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来做辩护，但毕竟以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目前的纲领和潮流。中国1949年之后走过的近70年历程，使得人们对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的国有经济已习以为常。

二是对非公经济定位坚持不变，但仍待清晰化。外资、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其在就业、GDP、税收、投资等多领域的贡献和占比，已无需多用笔墨，数据昭然。面对非公经济的困境，企业家普遍处于思变求生、思变创新，而不是守旧不变。常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却鲜见非公经济的清晰战略定位。

三是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应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公平经济环境。强调国有经济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可能也应考虑公和非公的进退平衡，考虑打破垄断、歧视和过度竞争，使混合所有制能够在阳光下，基于规则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非公经济何从何从？如何进行战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