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

当前，几乎无人会否认，无论如何定义“转型”，中国经济的转型都需要产业升级。但是，产业升级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却似乎仍然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例如，无论是在官方对经济政策的陈述中，还是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最大的一个“空白”是没有说清楚新的增长来源是什么或来自哪里。换句话说，在目前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或“新动能”的产业内容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都是由具体的产业和企业所组成的，所以如果无法说清楚“新动能”和“动能转换”的产业内容是什么，经济政策就会失去落脚点。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涵盖了经济转型及其“新动能”的全部产业内容；更进一步来说，要认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其他转型因素的结果（因变量），还是转型本身的基本驱动力（自变量）。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两种关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种视角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看待产业升级。这种视角关切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平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倾向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某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例如，最近引起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就媒体报道的内容而言，其原始含义仍然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市场出清、化解掉过剩产能并淘汰掉“僵尸企业”，产业升级就会自动发生。显然，这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触及产业升级本身的内容，所以实际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市场机制或“市场出清”就可以自动带来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等）、具体的做法（如推广“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及其相应的支持措施（国家项目和政策）。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被定义为若干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然后通过政府项目的形式对这些领域的技术研发予以资助，最后由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并“验收”成果。这种视角先把技术突破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但这一视角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国家项目组织和资助的有限技术突破就一定会引发产业升级。

上述两种视角的共同问题是没有从产业发展本身去讨论和理解产业升级的动力、过程和机制。因而，它们既没有回答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容或范围是什么，也没有回答中国产业升级的途径是什么。

本文的立场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虽然经济转型还包括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但产业升级不仅具有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市场机制）的内容，而且是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即生产力标准）。为说明这个立场，本文基于包括“i5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工业研究的经验证据，就产业升级的具体内涵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工业。在中国经济遇到产能过剩的问题时，这种想法尤为流行，甚至于笼统地按产业部门划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旧动能”。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1]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10-20年间将有包括2亿农村劳动力的8亿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面临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满足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第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由于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经历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成熟工业逐渐衰落的增长率，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第二，正如DavidMowery 和 Nathan Rosenberg所指出的，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2]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发展；成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出现全新的产品（如橡胶轮胎工业的合成橡胶子午胎、机床工业出现数控机床等）。因此，这种部门间的技术流动“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创新的基本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会被挤到了低端领域。因此，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这些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爬升。只要想想下述对比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是一个通过分包为外国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工业，还是一个自主开发和制造干线飞机的工业？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组装外国品牌的工业，还是一个能够不断向市场提供自己品牌新车型的工业？中国的机床工业是一个依靠进口数控系统和核心功能件的工业，还是一个以自主掌握核心技术而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先进装备的工业？这些对比也说明，技术突破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的。围绕着向市场提供新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同时也都是创造需求的活动；而且，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在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劳动者的收入。因而，产业升级才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算是基础广泛的，绝不是以“一小撮儿”高新技术工业去替代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的做法，以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一窝蜂地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但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因为它具有“内生”的性质：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如半导体晶体管、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大企业创造的新技术不能得到利用的情况，于是一些小的、新的企业会应运而生，成为利用新技术或将其产业化的生力军（如硅谷的历史）。但从工业层次上看，这种情况也仍然包含了在位企业的贡献，因为这样的新创企业大多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当年，针对一些人说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有创新性的说法，发明了“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就说过：“但需要注意，区分利用和创造是重要的。人们经常说，新创企业（start-ups）能更好地创造新东西。它们不能。它们只是能更好地利用新东西。成功的新创企业几乎总是开始于在大公司的研发组织中成熟的想法。如果失去大企业或大企业的研发组织，新创企业也就消失了”。[3]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新企业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否则它们就无法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所以，产业升级的过程是伴随着企业能力的成长而逐渐演进的。因此，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对“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只有靠能力成长才可以收获的成果。

回顾不久前的历史，当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较高的技能水平是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能高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预期的水平。这种水平，可以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可以表现在为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高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并存的产业形态上。[4]没有这种结构特征，中国经济就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

那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高增长阶段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铝等）；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不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销量是世界第一，却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中国需要的民航干线飞机、重要医疗设备、机床数控系统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过是表象问题，其实质是说明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到为什么产业升级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是全局性的和关键性的。由于这种作用在经济政策中受到忽视，所以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还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1.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议题实际上受到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