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摘要】

在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和问题严重两头都冒尖，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时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却持续大幅下滑，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潜在增长率即使下降也应是缓慢，而实际经济增长率却在短短几年内大幅下滑偏离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大大拉开了两者间的差距，这极其不正常，如不尽快扭转，弄得不好，会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风险。我们认为，其基本原因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都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出现了严重的激励不相容现象，使得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在稳增长短期对策方面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治理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问题，许多部门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没有解决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我们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个维度论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关键，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提振民间信心是关键，以此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才是关键，建立有效市场和让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指标和治本之策。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市场；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提振信心；民营经济大发展。

在改革成就巨大和问题严重两头都冒尖，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关键时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却持续大幅下滑，形势仍不容乐观，压力重重：实体经济整体疲弱，更严重的是经济主体信心不足，表现在消费者信心下降明显，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增长下滑，民营企业出现倒闭潮，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失业的压力加大，商业银行坏账大幅上升，使得生产效率、投资收益及收入增速的预期都在下滑，而国有背景的投资却由于贷款可得性即使在去过剩产能去库存的任务下仍出现爆发式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要比2008年的4万亿差很多，出口增速持续低迷，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美联储加息周期的临近，以及中国要素比较优势的丧失，使得外企的外迁势头也显著扩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表明，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内部经济状况的扭曲和恶化、金融风险的加剧和间断性的释放，使得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仍在加剧，没有形成稳定或复苏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风险是大概率事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真的大幅度下降了吗？

中国经济增长根本不应这么差。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新常态，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大幅度下降了，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是这么回事吗？尽管潜在生产率无法严格确定，但可从三个方面判断它并没有大幅度下滑：

其一，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像任何国家的经济一样，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几年内就下滑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大大拉开了两者间的差距！

其二，中国经济由于政府行政垄断、主导经济、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严重挤压，各类资源配置扭曲大幅度上扬使得其配置效率持续下滑，在原有低效率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配置效率怎么可能变好？加上民间投资、消费双双下滑，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改善，从而怎么可能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更为接近呢？

其三，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关键，会产生意外的极大效果。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相信这能实现，包括我的老师张培刚教授和林少宫教授都觉得不可能，其基本判断就是怎么可能在整整20年间将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从4%一下子提高到7%左右呢？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不仅实现而且是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任务。此外，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困境，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又给中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而这又是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要通过真正的制度性、市场化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经济持续下滑的劣势就会逆转。还有，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前后，许多人反对，甚至动辄以卖国贼扣帽子，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去，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民族工业，汽车、纺织、医药等行业都会受到毁灭性影响，这些都是没有内在逻辑的说法，其结果正好相反，它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10多年，由此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并由此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国入世时只是世界第七，而现在超越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强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还是从历史视角的分析，还是量化的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结论。从而，实际经济增长率降得如此之快一定是不正常的，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出了问题，如不尽快扭转，弄得不好，将会导致和加剧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风险。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到位，现代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要素效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进，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希望逼近潜在增长率而不是拉大负向缺口，并且中国未来5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应该是7%以上，不会显著大幅下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变得如此之大且越来越大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急需弄清楚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经济增长下滑劣势难止是执行力和具体举措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上和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举措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许多领域改革推而不动，停歇不前甚至是倒退，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严重，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严重激励不相容，改革和发展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很大问题，没有解决好两者间的相辅相容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思维僵化，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当前中国很多不作为与反向作为现象的同时存在，与对“谁去做”和“怎么做”没有明确有很大关系，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解、误会有很大关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调，并指出其目标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界定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样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调及其实现目标是非常精准和正确的。

然而，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首先需要弄清楚那些部门最严重。不难发现，库存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高杠杆和高成本地方也是国有企业，短板最严重的地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民营经济没有平等对待的地方。

如不弄清楚原因，不对高库存、过剩产能、高杠杆、高成本和短板背后的制度问题进行改革（如不打破行政垄断，不简政放权，不放松管制，不约束货币发行，不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不让民营经济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维护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又怎能从根源上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问题呢？即使短期解决了，也还会死灰复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长期还会反复。

改革大计方针难以落实造成社会舆论及思想方面的混乱

改革大计方针难以落实，使得潜在生产率和实际生产率落差巨大，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也让人迷惑和导致争论，出现了一股否定市场化改革及其现代市场制度的理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思潮，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声调，如怀疑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公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市场只是一种手段、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使得基层深化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没了方向感，从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自然就成为最优的选择，其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改革也就没有了方向，争辩四起，造成了社会舆论及思想上的混乱。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老百姓过度关心和时刻议论国家大事和政治，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应该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呢？下面将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个维度论证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提振民间信心是关键，以此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才是关键，建立有效市场和让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指标和治本之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从而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及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维护和服务型有限政府，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策。

这是由于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在个体（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部门、企业及个人层面）通常情况下为自身考虑的客观约束条件下，现代市场制度不可替代，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有效市场，同时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

如我和合作者去年10月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于要素驱动红利衰减，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地方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其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导致经济严重乏力，造血机制不足；再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这五重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