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等：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后，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陆续推进，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过程也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张五常，2009）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践，历史经验可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90年代后半期及21世纪初期均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从图1可看到，这三轮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共同的周期性特点，即先有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解放，从而带动改革开放的全面高涨，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三个周期中，政府应对经济低迷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在危机中解放思想、在危机中加快改革、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依靠改革战胜危机、依靠改革实现发展。

（一）第一个周期（1978年―1989年）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西方发达国家正陷入滞胀泥潭不能自拔，我国刚刚结束“文革”，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经济、思想一片混乱。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我们党正处在如何认识过去、总结过去，认识未来、规划未来，把中国引向何方的关键时刻”（邵华泽，2008）。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践》）一文。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当日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该文。此后，全国各类报刊杂志迅速刊发该文，截至1978年底，仅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的专文就达650余篇。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大讨论开始之初，坚持“两个凡是”主张的华国锋等人对《实践》一文提出责难，指示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企图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压制下去。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月21日，邓小平找到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先后赴四川、广东、吉林宣讲实事求是精神，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上下参与、全民动员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做好全面的舆论动员。

在第一轮思想解放的推动下，随着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陆续推出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如批准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1月），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1984年5月），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2月）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并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实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轮经济高涨，1983年―1988年我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1.9%，甚至曾出现两次过热局面。

（二）第二个周期（1990年―1998年）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美国经济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代价高昂的经济繁荣后步入经济萧条期（1990年7月―1991年3月）、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后宣告解体（1985年3月―1991年12月）、东欧各国发生剧变（1989年3月9日―1992年4月27日）。在国内，我国经济连续数年处于低迷状态，1989年―1991年GDP年均增速仅为5.8%。

由于1988年的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理论界保守思想再度回潮，部分言论将国内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因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这种背景下，一场“姓资姓社”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

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推进，只有推进了改革开放，我们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才会加强。改革开放越深入，抵制能力就越强。不要把市场和计划当作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指出：“‘六四风波’中，学生提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但没有一条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说明改革开放是完全符合人心的，所以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1991年2月15日至4月12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位置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分别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意在全面宣传改革开放新思想，文章一经发表，引发激烈思想交锋。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中提到“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4月，中国社科院旗下的《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杂志上先后发表名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资”姓“社”吗？》《重提“姓社”与“姓资”》，质疑“皇甫平”系列文章将“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8月，《求是》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出“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失误”。9月，《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周瑞金，2008）。

1991年本来被设定为“改革年”，结果却成为改革思想“交锋年”。在此期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先后组织召开11次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及时了解思想动态，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陈君、洪南，2012）。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改革开放……，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十四大奠定了总基调，对于纠正党内外反对改革的错误观念和消极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0月12日―18日十四大召开，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平息了改革方向之争。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将我国重新带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经济随之迅速升温，1992年―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幅升至13.08%，并再度出现经济过热，1993年不得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加以抑制。

（三）第三个周期（1999年―2008年）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通货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再度放缓。在此形势下，围绕“入世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问题，展开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实现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韩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危机中重挫。在此背景下，关于入世利弊得失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普通民众、媒体、产业界、学术界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各类会议、报刊杂志、电视新闻都就这一话题展开激烈论战。主要观点有三类：一是入世利大于弊，不但为我国经济起飞带来新的机遇，还将倒逼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速推进；二是长远看入世利大于弊，但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三是WTO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在某些领域出现恶化，对入世前景不可过分乐观。

这场几乎全民参与的入世利弊大讨论，直至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WTO后仍未停止。这期间，社会各界就加入WTO对不同行业、领域的机遇与挑战及应对措施，进行充分、反复的论证，观点百花齐放、社会思潮极度活跃，为入世后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新秩序，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入世及为此而推进的住房、国企、金融等一系列改革，一方面带动了出口大幅增长，并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扩张并拉动了相关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成为此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2002年―2007年GDP平均增速达到10.7%，经济重回两位数增幅。

二、改革有明确受益主体，改革受益者支持推动改革

改革的受益主体是支持改革的关键力量。受益主体直接从改革中获益，不仅自身会支持推动改革，同时也具有示范效应，带动其他群体接受、拥护改革。

（一）对知识青年而言，恢复高考使其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7年10月12日，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恢复高考，不问出身、成份、年龄、职业，面向全社会招生。招生对象的扩大，使积压十年之久的广大青年有了上学的机会，仅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两次高考中，报考总人数就达到1160万人。新的高考制度更重要的一项改革是调整招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满足“政治历史清楚、拥护我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条件即可，彻底破除了长期以来“阶级路线”和“唯成份论”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轨道。恢复高考的政策，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及其下一代的命运，他们从改革中受益并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1977、1978年两届高考共录取的68万名大学生中，很多人在毕业后都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各个领域的骨干精英。

（二）对农民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其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1955年秋开始，全国农村开始组建农业高级合作社，取消按土地和农具入社分红制，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成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赋予的农民土地私有权被变相收回。1956年12月，全国共建高级社54万个，入社农民占总农户比重为87.8%（石传刚，2007）。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严重脱离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亏空、粮食短缺甚至严重饥荒现象时有发生，广大农民普遍陷入生活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