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操：炒房能带来工业化吗？

当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把各种人的收入用边际产出的语言来解释，见不到斗争的语言，似乎一切都是数学规律的自然结果。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对自己的饭碗总是有路径依赖的，也总是试图捍卫、强化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说，收入性质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行为影响未来的收入分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们都把总收入划分为三种相互斗争的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地租为土地所有者的所得，利润为资本的所得，工资为劳动的所得。一般来说，地租完全是食利收入，利润既有食利的一面也有风险创新的一面，而工资则基本是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三种收入所有者总是倾向于在政治经济上固化和强化自身的利益，从而对国家工业化积累和再生产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分配与国家的目标、政策取向及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是各种斗争、甚至战争的产物，并且强烈地影响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地租和工业利润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工业化积累的主要矛盾。而工业化、城镇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过高的城市地租会压制创新创业，阻碍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城市地租的利益大小、归属和逐利机制都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以服务于工业化和各阶层人民的工作生活。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如何把利润转化为工业化积累并推动产业进步是核心问题，贸易保护或开放都只是手段。一般而言，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越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工业化强国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资本等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使国际产业链固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受过各层次教育的工业化人才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广大人民能够在国家的科教体系中受教育，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进步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就感，是工业化的最大动力。

本文从这些思路出发，具体阐释地租、利润和工资在国家工业化中斗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并由此得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

地租的历史和逻辑

农业地租

马克思把地租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在传统农业中，级差地租是由土地的肥沃程度和距离城镇的位置不同造成的，绝对地租是可出租耕种的最差级别的土地需要交的地租。两种地租都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收益，而地租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

显然，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越高，地租收益越大。对于地主们而言，能够维持高价格当然是最有利的。但人总是要吃饭的，农产品高价格直接抬高工业劳动力成本，进而抬高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利润。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工业资本的积累。

英国在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在法律形式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经过一百多年的初级工业化发展，英国人口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国土狭小的英国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1815年时，地主贵族利用其在上院、下院和内阁占有的优势，不顾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谷物法》。《谷物法》为维持粮食的高价格对粮食的进口进行限制，实际上是维持了土地所有者的高地租收益，大大影响了工业资本的积累。高粮价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由于资产阶级不愿独自承担损失，工人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经过30年不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甚至包括鼓动工人起义），《谷物法》终于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农业地主贵族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落幕了。

英国主要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了地租和利润的争斗，无疑是幸运的。美国则是靠战争来解决的，即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由于南北经济结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大。南方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美国相对地广人稀（这点恰和英国相反），农产品要出口才能有更好的价格，出口对象主要是英国，所以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经济以工业化为导向，但其时北方工业资本还比较弱小，价高质低的工业品承受不了英国工业品的冲击，所以北方主张限制南方农产品出口以降低工业化成本，以及限制工业品进口以保护幼稚的工业资本。

南北的诉求完全南辕北辙，经济矛盾引起剧烈的政治矛盾，和平解决不了只好战争解决。南北战争后，北方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南方则一蹶不振，日益贫穷。美国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地反对美国发展工业（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一版，第二篇第五章）：“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苦口婆心劝说竞争对手自废武功，多么普世的经济学呀！

那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没有可能采取妥协的方式解决呢？比如多数地主都用地租收益投资工商业，从而和资产阶级结为一体？有的，虽然不是一帆风顺。

普鲁士的土地贵族阶级叫做容克，在经济上掌握大部分土地，是统一的德意志政权的核心力量。在十九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容克地主逐渐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他们一方面农商并举，大量加入工业和银行业，同时又改变农业经营形式，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同时，资产阶级力图挤入贵族行列。最终，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益融合。

可要实现这样的合流，需要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对国家工业化的前途有明确的意识和认同感。这一认同感在普鲁士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业能力和战争能力是正相关的。列宁称这一形态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和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其成功及继续前行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的邻居――好学生日本。日本在这方面的政策明显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城市地租

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占总体经济的分量较重，所以农业地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工商业主要活动在城市。如果一个国家能完成初级工业化，农业经济的比重就比较小了，农业地租也不再重要，而城市地租成为主要问题。

完成初级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在50%以上，并继续地向上走。城市地租包括住宅地租、商业地租和企业经营用地地租。经营用地地租和商业地租是作为管理费用直接计入企业成本的，而住宅地租是从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水中支付，实质也是企业的成本。显然，城市地租对当地企业的影响类似于农业地租。

城市地租也可像农业地租一样，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不同的是，农业地租、特别是传统农业级差地租带有明显的自然性，而城市地租则完全是社会性的。城市本就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城市地租的大小只取决于它的位置。如果所处位置好就学、好就医、环境佳等，那地租就高。一般来说，一个能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能力多少总是有一些的，而城市地租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城市地租往往有非常强的寻租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城市地租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香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过一段时间像制衣、钟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香港后来的经济繁荣则来源于其独特的地缘地位。香港经济腾飞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大陆对西方的贸易打开，香港很自然地成为大陆的贸易通道和中国对外的窗口。之后香港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大陆，香港经济成了贸易、金融和房地产的经济（这些年还得加上旅游）。

在确定香港97回归后，从8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施行了一套贻害深远的房地产政策。港英政府先划出了一些区域确定为永不开发区域，然后由政府每年出售有限的土地来兴建住宅和商业地产，同时伴随香港人多地少、房价必涨的舆论炒作，加上房地产商主动配合从中牟利。结果，香港房价不断上涨，造就了一批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食地租阶层和利益集团。比如，英资的香港置地在中环有10栋A-class的商业楼宇，年租金过千亿。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版的封建地主经济。中央对香港的让利和支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进入地租食利者们的腰包。

在这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所有人的一生基本就为了那小三分地而奋斗，但有了钱投资置业又是最好的选择。由于买房的人大多花光了现在的和未来的积蓄，房价还不能跌，一跌所有中产便会哭爹叫娘，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绑架。

高地租基本遏制了年轻人的创业可能和冲动，也遏制其他产业的发展。香港政府也不是没想过搞高新技术产业，为此还投资建设了几所颇有科研水平的大学。但是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博士在当地是找不到对口工作的，要留下来只好转行做金融和贸易了。还搞过叫“数码港”的高新开发区，可最后还是变成了房地产项目。这令人不得不感概房地产制度遗祸之深。

香港没有高科技产业，但和香港人口面积相近的新加坡却有电子石化造船等高新产业。与香港相反，新加坡施行了一种普惠式住宅房产政策――组屋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8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90%以上的国民）能（且只能）拥有一套较宽敞舒适的住房，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低地租环境。

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都比较极端。其他有治理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使用一种每年征收和房价挂钩的税金的方法来抑制房价过高，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美国的房产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税率大概为房价的1%-3%。法律对房产税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必须要用于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这实际上一种地租正反馈机制。你花高价格购买这个区域内的房产，再每年付一笔较高的费用来维护这个区域内的高地租。

所以，美国的典型性在于这笔税金和房价挂钩能抑制房价过高，而特殊性在于这笔钱实际上是你每年花钱购买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这倒是符合资本主义原则，有钱人花钱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警察。但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美国这种房产税做法还有另一个问题，一旦家庭出现重大意外，就算是没有房贷也意味着要搬家，对于不幸的人可真是雪上加霜。

中国故事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国家，面临的首先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可以想到，必定面临农业地租和工业积累冲突。土地改革全面实施后，地租仍然存在，只是归了小农所有。虽然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增长缓慢。如果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必然价格高企，地租高涨。

中国采取了农村经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农村经济合作化有利于避免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形成新的地主阶级，重蹈历史覆辙。其次，合作化有利于组织劳动兴修水利，有利于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力。最后，合作化有利于实现统购统销政策，为城市工人提供低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