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对中国本身来说，重要的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

我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多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

中国经济模式的混合性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所以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

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

中国政治模式的开放性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行不通。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现代中国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决策权、领导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中国改革模式的阶段性

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中国的改革模式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地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是一个涉及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的优势是：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层，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中国政策模式的独特性

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不满意都在这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完善的渐进性

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允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最后，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执政能力。

【注】郑永年，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中国模式》一书修订版序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