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不可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去年4个季度连续回落的态势（去年4个季度分别为9．7％、9．5％、9．1％、8．9％），进一步回落到8．1％，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8．4％或8．5％）。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小增幅；也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之一（另外5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是：2000年第四季度，7．3％；2001年第二季度，7．7％；2001年第三季度，7．8％；2008年第四季度，7．4％；2009年第一季度，6．6％）。

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也承接了去年7月以来的回落态势，4月份进一步下降到9．3％，亦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12．2％）。这是自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35个月中的最低增幅；也是自2000年1月―2月以来，148个月中少有的14个低于10％的月同比增长率之一（其他13个低于10％的月份是：2001年7月、9月至12月，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9．6％，虽比4月份略高0．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0％以下的较低位运行。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大力度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点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原因分析：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学术界已有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

其二，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

其三，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

其四，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

其五，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

其六，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利润下降。

其七，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的原因都存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提出的是，可能还有第八个方面的原因，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情况表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共有六个这样的“双重推动年”，即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其中，有三个年份是经济增长较热或过热之年（1987年11．6％、1992年14．2％、2007年14．2％），有两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升年（1982年由上年5．2％回升到9．1％、2002年由上年8．3％回升到9．1％），仅有一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落年（1997年由上年10％回落到9．3％）。今年又是这种“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本应着重防止经济增长趋热，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出现了经济增幅的较大回落。当然，这也可能像1997年那样，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但如果存在上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则是需要重视的。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而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知道，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者，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者，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实现，都会受到影响。三者，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而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而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

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这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突变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2013年―2017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了一个大台阶。然而，我们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59年的7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7．2％。

（2）1960年―1973年的14年中（195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7％。

（3）1974年―1991年的18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1％。

（4）1992年―2011年的20年中（1991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显著下降到0．7％。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二战后也经历了4个阶段：

（1）1954年―1962年的9年中（195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9％。

（2）1963年―1979年的17年中（196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5％，其中有5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4％。

（3）1980年―1997年的18年中（197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略下降到8．2％，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有4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2％。

（4）1998年―2011年的14年中（1997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2％。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在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二战后，美国亦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73年的21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45％。

（2）1974年―1992年的19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下降到2．65％。

（3）1993年―2000年的8年中（199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上升到3．5％。

（4）2001年―2011年的11年中（2000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下降到1．57％。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震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为了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10％以下），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经济增长率的平缓下落。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可以说，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以不对称。

我们曾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当我们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情况时，并非上限、下限都要同时下移。在最近一段期间，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使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由原来多年的8％降为7．5％，主要是导向性的，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但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仍以8％作为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为宜。

由此，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最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并非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

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