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及启示

【摘要】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将中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总结为：第一，保持了较高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可持续有后劲；第二，充分尊重企业发展主体同时，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和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发展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第三，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第四，实现自主性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化的赢家；第五，通过两个发挥两个积极性，实现人民的主体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 中国国情  协调可持续  中国模式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强劲、快速增长，1979―2014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2014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28.25倍。[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2]同时，中国也在社会公平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照1.90美元（2011年PPP）绝对贫困线计算，1981年贫困发生率为88.3%，到2010年贫困率只有11.2%，贫困人口数减少7.4亿，占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的85%。

如何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持续的经济发展？它的基本历史经验是什么？有何启示意义？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人体，是一个类生命的复杂系统。任何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发展模型都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胡鞍钢教授和我的新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尝试在一个动态国情的复杂系统中来理解中国的发展。[3]我们尝试提出发展诊断学来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发展，不同于临床经济学、诊断经济学，我们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思想，认为发展经济体是一个整体系统，阴阳动态平衡是保持发展经济体健康的前提，子系统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相成、相害的关系。发展经济体与外部的大系统息息相关，必须因时因地而作息动止。“下工治已病，上工治未病”，发展经济体持续健康需养治结合。

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一个成长的生命体，它包括五大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与广义的制度系统（包括经济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范)的复杂系统，系统之间及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是发展经济体保持健康的前提。《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将中国的发展经济体分为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中国与世界五大系统，全书共分5篇，18章，148个表，47个图定量化描述了中国国情的动态变迁，以及中国发展的动态演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引领发展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健康发展，是我国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创新发展是解决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动力来源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与创新要素，创新发展就标志着创新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既要防止短板效应，又需要相互协调配合；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推动自然系统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恶性循环（黑色发展）向良性循环（绿色发展）转变；共享发展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系统问题，良好的发展需要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同分享。开放发展是解决于外部系统关系的问题，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活力，一个封闭的系统是要走向衰落的。

总结我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保持发展经济体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如下几条基本经验：

1 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有后劲，具有持续性。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4]经济长期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密切相关，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5]的概念进行扩充，提出广义积累率概念。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增加率扣除掉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中国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是由于名义储蓄率高，而是由于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名义储蓄率就很高，再加上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生态环境改善，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是世界上名义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名义储蓄率达到37.3%，在1994年达到42.8%的高点，其后略有下降，2000年之后重新快速上升，2009年达到51.9%，2014年为48.7%，1982-2014年我国的名义储蓄率平均为41.9%。这一储蓄率在全球同时期可比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是最高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3.8%，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0.7%。[6]

中国长期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中国的高储蓄被引入到国家财富的积累，除了用以投入扩大再生产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大量的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开发、研发、与生态环境的公共财富积累。这种公共财富的积累，为私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要致富先修路”，我国从“六五”计划就开始提出电路先行，集中资源优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现代基础设施存量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我国高度重视对于科技、教育与健康的投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十三五”规划又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九五”计划中国开始提出教育优先发展，以及最近又提出的健康优先发展，这都是同提高广义积累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教育总经费、卫生总费用以及研发投入之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占GDP的7.3%，到2002年超过了10%，到2015年已经达到13.2%。在人均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教育与健康成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先导因素，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美国为12.9年。2015年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6.3岁，已经接近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

通过资本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加大对生态资产的投资，提高了自然财富的积累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环境保护、营林、水利建设投资总和占GDP比重为1%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比重大幅度提高，到2010年已经达到了3.9%。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能够实现创新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提前实现经济增长与土地、能源、资源、碳排放等自然要素提前脱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自然损失趋于下降，1981年占GDP的比重为27.5%，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2.2%，在2003年以来的一轮资源密集的高增长中，又开始上升，到2008年达到了14.4%，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这一比重又下降，2014年为4%。[6]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将优势的产能与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能提升供给质量，又能创造有效投资需求。特别是公共财富积累具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加强国防安全，防洪抗洪能力的提高，生态投资等等。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  

2 充分尊重企业发展主体地位，同时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发展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

中国发展将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的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顺其自然，通过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达到自发的均衡，又需要因势利导，因时而动，加以自觉的有意识的引导与调节。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扮演凯恩斯式政府的角色，它主要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是着眼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发展推动与发展调控政策。政府是推动和调控发展的主体，为发展提供平台，引导发展方向，管控发展模式，划定发展底线。

首先，在中央层面，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战略规划引领和调控发展。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与私人产品领域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战略规划主要在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8]今天的五年规划与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已大不相同，逐步由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转向公共事务治理为重点，“六五”计划经济类指标比重达到了60%，到“十二五”时期下降到了12.5%，“十三五”为16%，大部分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

战略规划使得中国决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全面。制定中长期计划，还必须着眼于长远，着眼全局。战略规划能够引领发展，使得中国能够通过集体智慧、集体奋斗，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战略规划使得中国能够推动发展，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引导等措施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这恰恰消除了市场条件下的增长瓶颈。战略规划使得中国能够调控发展，通过划定发展的底线来调控发展模式，具有空间管控功能。，“十三五”规划对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了科学布局，“十三五”规划还划定能源消费的“天花板”，这些约束都有助于我们守住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底线。

其次，在地方层面，政府通过平台型政府功能，参与了整个社会生产价值创造的过程，为发展提供平台，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创造的重要一环。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提供发展平台的功能。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包括：其一，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越能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其二，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其三，稳定预期平台。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谋划，降低了企业决策面临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9]

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表明：首先，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上，需要区分不同的领域。对于经济建设，市场要发挥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长周期、外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