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 陈航英：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

摘要：农村合作社运动正盛行中国，然而这种盛行背后却已存在诸多争议。有些人质疑是否应该提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些人则批评现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还有些人提出应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农民协会作为仿效对象。这些争论既关乎农村合作社，但又不局限于农村合作社，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之争。20世纪30年代，农村合作社在中国也曾风靡一时，与之相伴的则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激烈争辩。本文将比较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观点和争论，这不仅是因为，两次合作社运动在社会认知方面、社会性质的判断和社会改良诉求方面有可比之处，更是因为两次运动各自存在着的结构性困境。在中国农村迅速变迁的当下，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辩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启示。
【关键词】假合作社农村分化梁漱溟
一、引言
农村合作社运动正盛行中国。自2007年7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工商登记的农村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从2008年的10万家，增加到2012年底的68.9万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报告，到2014年3月，合作社已经达到106万家。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合作社法》把合作社定格在“专业”合作社，所谓的“专业农民”定义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二是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有几方面的助推器。2008年，中央政府就鼓励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张晓山，2009：14）。许多准政府机构，包括农业部、中国供销合作社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积极参与推进合作社的培育。在地方上，不少地方政府机构也参与推进合作社的发展（仝志辉、温铁军，2009：16）。而三农知识分子和支农的青年学生组织也是合作社的积极倡导者。
然而时至今日，合作社的发展仍存较大争议。有些人质疑是否应该提倡专业合作社，并对专业合作社发展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持不同意见；有些人则批评现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还有些人提出应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农民协会作为仿效对象。这些争论既关乎农村合作社，但又不局限于农村合作社。在强烈支持或批评的背后，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和探寻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
回顾历史，合作社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农村了。合作社运动首次出现在中国农村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有官方的大力支持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合作社运动，与今天的运动具有相当的可比性。首先，两次乡村建设运动存在明显的知识上的承续。今天，以温铁军等为代表的三农知识分子将早期的运动视为一种源泉和遗产。当代中国关心农村的知识分子也把农村合作社看作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20世纪30年代和今天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新、旧两个乡村建设运动都试图探索一种中国发展的替代性方案，都看到农村重建的基本问题在于农民缺乏组织，都确信农村合作社是把农村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有效途径。其次，两次运动都存在各自的结构性难题。伴随30年代这场运动的是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未来前景的激烈辩论，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辩论便是著名的例证。虽然旧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尤其是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已逐渐为人所淡忘，但是，对此一争论的重新审视仍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农村合作社运动和农村发展的反思。
二、20世纪30年代的论辩：梁漱溟第三条道路的假设和实践
中国农民历来就有互助传统。②中国知识分子对合作社理念的兴趣发生在20世纪早期（杜润生等，2002）。③早期倡导者汤苍园就是一位把合作主义视为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合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势力所及，将破坏经济帝国主义而有余，但它的方法，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合作主义不注重革命，而注重建设，不假手国家，而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卜国群，1994：122）。但合作社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于树德（早期共产党员，孙中山的秘书）则认为，把合作社当作主义或道路是对合作社组织的一种误解。他于1927年明确指出，合作社组织的问题属于社会政策领域，它本身不是主义（于树德，1929，序言）。果然，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甚至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者这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不同的主义背景下，为着不同目的却都将合作社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来予以推行，于的观点得到了现实的印证。
中国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推动是其大规模阶级政治动员中的一部分。它首先在工人中展开，当农民运动兴起之后，又迅速扩展到农民中。1922年，在领导江西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就组织工人们创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在1925年遭到军阀的镇压。类似的以工人为中心的合作社在湖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也组织起来（杜润生等，2002：35-36）。1925年，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鼓动新兴的农民协会积极参与到创办合作社的运动中来。在1926年至1927年期间，合作社成为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班的一个讲授话题（杜润生等，2002：37）。1925年到1927年间，在农民运动势头最强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民协会都颁布了合作社决议（史敬棠，1957：73-78）。
合作社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全国性农民运动的组成部分。此时的农民运动具有阶级立场，包括打倒土豪和军阀、减租减息、反帝国主义运动、文化运动等，合作社决议的目的是支持“贫农”，使其免于“地主”、“富农”和“富户”的剥削（史敬棠，1957：74）。这些合作社主要在销售、供给和信贷方面促进合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土改和男劳动力参军无法顾及生产的情况下，农民们积极主动地运用传统方法或者发明新合作形式来共享生产工具、畜力以及动员妇女从事生产。④而共产党也致力于合作社的推进，特别是在劳动生产方面。1933年，共产党颁布了关于劳动合作社组织的政策大纲，大纲要求合作社需坚持“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的原则，并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排除在合作社之外（史敬棠，1957：35-36；梅德平，2004a：105）。及至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旧在晋察冀根据地积极推进合作社建设。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有一半实行了土地改革，还有一半实行了减租政策（毛泽东，1943）。在此背景下，合作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和生产，而且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刘庆礼，2010：14）。
国民党也推进合作社运动，并于1928年组织了农村信贷合作社（卜国群，1994：127）。⑤20世纪30年代合作社在国统区逐渐发展起来。1932年，国民政府首次颁布政策，支持在“剿匪”地区发展合作社。随后几年，国民政府继续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合作社予以支持。国统区合作社数量大增，其中大部分都为信贷合作社。但实际上，信贷合作社无助于农民的生产活动，也不能帮他们摆脱高利贷的盘剥。相反，它却使农民们更易受到那些掌控信贷合作社和充当信用担保人的地主和商人们的剥削（梅德平，2004b： 87）。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危机（1929―1933）的震荡下，中国于1932年爆发大规模的农村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东北，使得民族危机日益迫近。在这一双重危机背景下，一些无党派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将推动合作社视为其中的关键。⑥这些知识分子把合作社运动当作群众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也是救亡图存的关键。他们更将其视为对共产党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卜国群，1994：129）。合作社在国统区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支持。1933年首个全国性的合作社网络成立。及至1935年第三次大会时，合作社网络已经吸纳了来自全国10个省份的99家组织机构，包括社会团体、大学和政府部门、部分报社（姜新、贾晓燕，2008：76，80）。在其顶峰的1936年末，该网络已拥有超过1000个乡村实验点（晏阳初，1989：305，转引自姜新、贾晓燕，2008：79）和遍及16个省份的超过160万会员的37318家合作社（卜国群，1994：127）⑦。这些乡村实验点都由国民政府或者外国基金会资助（梁漱溟，1989，第2卷：580）。费孝通在1939年也指出，农村合作社和乡村工业能够在中国乡村的重建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费孝通，2002：238-239）。
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推进合作社的发展，但是投身于这场合作社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继续秉承前人的看法，即把合作社运动视为可以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展的合作社实验在当时规模最大，从1931年持续到1936年。在1936年顶峰时期，实验区拥有8828名会员，共307家合作社（邱志强，2002：101-102）。1933年该实验区成为国民政府授权的一个实验县，梁漱溟还在1935年短暂地担任县长一职（卜国群，1994：129）。作为一位知名的儒学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⑧，梁漱溟有意识地将实验区与国家重建联系在一起，赋予实验区以重大的意义。鉴于梁漱溟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我们下面通过集中讨论他的观点来审视20世纪30年代那场乡村建设运动。
围绕着1919年五四运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吸引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受彼得・克里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互助、合作和行会社会主义著作的影响（杨菲蓉，1999），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创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如此，中国就可以走出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道路（梁漱溟，1989，第2卷：151）。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梁漱溟目睹中国政治衰败（军阀土匪猖獗、苛捐杂税等）、经济恶化（外国经济入侵等）和文化失调、社会失序。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1989，第2卷：150）。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都认为乡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梁漱溟，1989，第2卷：161；梁漱溟，1989，第5卷：374），但两人恰恰在对中国社会的诊断上产生了差异。对清末以来破坏社会的政治军事权力的失望，促使梁漱溟转向社会文化结构角度寻求诊疗和救治中国的良方（Alitto， 1986：280；梁漱溟，1989，第2卷：162-164）。他认为：“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梁漱溟，1989，第5卷： 37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基于两个主要假设。首先，他假设了乡村建设的政治自足性和经济自足性，即乡村建设本身可以自足地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重建的基础。一方面虽然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梁漱溟，1989，第2卷：233-234，577），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它“天然包含着各种问题的解决”，涵盖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合作组织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民力量的增加（梁漱溟，1989，第5卷：374）。梁漱溟所设想的“乡农学校”能够提供给中国农村非常缺乏的两样东西，即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梁漱溟，1989，第2卷：191）。“乡农学校”视所有村民为“学众”，教授他们协作、农业技术知识、识文断字等。“乡农学校”还组织超过300家合作社从事生产、销售、信贷和采购等工作。除了教育功能外，“乡农学校”也涉及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等功能。梁漱溟认为他的实验有助于发展出一套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模式来。这就是说，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自足性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即不仅乡村建设运动自身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