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以人本思想为核心：经济学体系创新之我见

[摘   要]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有三个来源，包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从人本思想的角度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存在“权力本位”和“物本位”两大突出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在当今中国，“金钱拜物教（物本位）”与“权力拜物教（官本位）”都已“接近尽头”。中国急需探索新的包含“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完整体系，主张从“中”、“马”（马克思理论）、“西”三个维度来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以人本为核心来探讨创建经济学，建议采取“一个顶层，三道横梁，四个支柱”的理论框架，由此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稿，征得作者同意，本刊予以发表。

作者简介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改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37）。

讨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问题，着眼于未来，笔者建议以人本思想作为核心，推进经济学体系创新。本文探讨三个问题。

一、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三个来源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在经济学的来源是哪里？有哪些致命的问题？笔者于1979年至1998年曾参与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的研究和编写。[1] ［谷书堂、宋则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此后20年共出8版，本文作者为编修组成员。参见常修泽：《谷书堂主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修纪略》，《改革与战略》2015年第1期。］根据笔者对中国经济学的了解和把握，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大体有三大来源：“中”（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西”（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斯”（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来源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界过去对此研究得不够。当年梁漱溟老先生在山东省邹平县等地搞了一个“乡村建设运动”。他的理论就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乡村建设派理论”。据笔者所知，1917年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讲师时，完成了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在经济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在河南、山东开始试验“乡村建设”。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

这一运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盛行一时。除梁漱溟先生外，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张锡昌、姜君宸等也在上海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特别是薛暮桥主持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探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构成我们今天经济学的第一个来源――本土经济学派（薛暮桥先生曾任笔者现在所在的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第一任为于光远先生）。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站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学家中，有本土经济学渊源的薛暮桥先生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第二个来源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传入的西方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国富论》这部被称为“经济学第一次革命”的著作，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有极大贡献。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马歇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等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代表性的教科书)。再后来，以凯恩斯、琼・罗宾逊、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

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南北方著名学府曾作出历史贡献。例如，笔者比较熟悉（曾在此修炼17年）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作过探索。192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何廉先生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之下，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前身），后又邀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主持研究工作，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都作过广泛传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已开始被政治经济学所吸纳。这构成中国今天经济学的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三大来源里面，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主流的来源，影响最广泛。就当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是怎样传入中国内地的问题，笔者这几年做了些调研，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前辈，搜集了一些资料。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19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曾邀请苏联当时经济学的权威到中国来“布道”，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办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这是有学位的）。同时，高等教育部还“搭便车”，在燕京大学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把全国20多所著名高校政治经济学的骨干老师请到燕京。人大班是给研究生上课，燕京班是给进修生上课。主要的授课者有四位：第一位是阿尔马卓夫，第二位是然明，第三位是焦姆斯基，第四位是诺罗肖洛夫。上述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以及燕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可称为奠基性的传播。[2] 尤其是燕京班参加的是各校政治经济学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在官方强大的推动下，传播得很快。

接着，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以其为基调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传入，对中国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影响。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尽管有中国本土的元素，有西方的元素，但是以苏联教科书影响最深，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因”。

从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存在什么问题？根据笔者从人本思想的角度观察，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权力本位”或者“官本位”的思想，对人的发展是很淡漠的。原苏联高级党校教授尼・马斯洛夫说，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粗陋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1）人类要求方面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2）少数领袖的专制；（3）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4）把人看作是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在这种“禁欲”、“专制”、“官僚化”和“盲目工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言。这势必造成对人的发展和尊严的淡漠。

举个例子。远的不说，以2008年8月3日去世的俄罗斯人文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为例，卫国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因战斗出色曾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但因在1945年的一封私信中批评斯大林和极权体制而被人告密，被判8年劳改。一封不具宣传意味的私人信件竟招致8年牢狱。更令人震惊的是，索尔仁尼琴根据劳改营的生活感受写的《古拉格群岛》发表后，手稿被当局追查，凡是藏匿这部手稿的人，也被当局判8年劳改，[3] 这样践踏人权的事情在斯大林体制下绝非个别案例。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核心是鼓吹“指令性”计划体制。请思考一下，这种指令性计划由何而来？根子在“把人看作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与此相联系，渲染权力在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这个色彩非常之浓。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物本主义和物本位理论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而不是为人的需要而生产），明显地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不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流派，特别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理论，同样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缺乏人文关怀。

总之，一个是“官本位”、一个是“物本位”，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政治经济学创新所面临的要害问题。正因为存在着“官本位”和“物本位”，因此后来它这个思想的演变，就形成了“双重奴役”的问题。一重就是“权力奴役”，在此体制下，每个人都成了一个附属物。二重是“金钱奴役”，或者说物质的奴役：丧失信仰，追逐金钱。

对于“双重奴役”的情况，笔者在《人本体制论》开篇“题记”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4] 这两段话，大体反映了笔者对于“双重奴役”的看法：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原教旨的市场经济都是通向人的奴役之路。

21世纪的今天，更要面对“双重奴役”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笔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金钱拜物教（物本位）”与“权力拜物教（官本位）”这两条通往奴役之路都已“接近尽头”。中国急需探索新的包含“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完整体系。

二、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以人本为核心来探讨创建经济学，需要从哪方面来探讨呢?沿着上面阐述的思路，笔者建议可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来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第一个维度，是“中”――从中国本土的角度挖掘人本思想。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著作中就闪耀过“人本”的思想。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两千多年前的管仲（齐国宰相）。《管子・中篇・霸言》中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笔者以为，管子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很不简单。尽管他的理论还存在明显的“人本工具论”色彩，但是他所提出的“本固则国安，本乱则国危”思想很深刻。[5] 这是中国先哲的人本主义萌芽之作。我们需要挖掘这些带有中华文明本土色彩的思想。

第二个维度，是“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人本思想。笔者在写《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马克思关于人本的论述，发现有一段十分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为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缘由为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拟在日内瓦筹办一个杂志《新纪元》。为了创办杂志，他们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为该杂志“创刊号”题词。恩格斯题的是什么词呢？他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6]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而且，1894年是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也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的确，马克思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他成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更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