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后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D・盖尔・约翰逊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革命，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1]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国情背景与历史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的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对此，邓小平曾作了解释。他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面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多，而农村人口多则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贫困线1978年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在7亿人。如果在农村地区发动改革就会使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建国以来党内对农民的看法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富民论”，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另一种是批判富民路线。195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在庐山会议中南组谈到，要认识农民还是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想办法过好日子，成家立业。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制度）过日子。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2]应当说朱德得看法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主流思路，即让几亿农民致富的思路，但毛泽东认为这一富民政策是“富农路线”，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党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对基本国情）基本认识分歧和治国路线之争，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是多数与少数人（主要是毛泽东本人）之争。[3]

但是广大中国农民也在不断地自发创新，包括各种形式的包产：包产到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而且“包”的单位越小，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看，监督管理的信息成本就越低，免费搭车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激励的程度就越大。这就是“包产到户”改革的经济学原理。

从建国以来，农村曾出现多次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一次是1961年到1962年的“责任田”、“包产到户”。当时中国领导人是相当务实的，不只是主管农业的负责人，而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尤其是陈云、邓小平，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积极推动农业自由化改革。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称之为“刮邪风”，[4]不仅撤消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邓子恢的部长职务，还将陈云视为老“右倾”。中国农村改革就此终结。随后，领导人大力提倡“农业学大寨”，作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方向和模式。[5]

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还是普通中国农民对“包产到户”总是情有独钟，尽管这一制度创新夭折，但却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一旦改革时机成熟，就会出现“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这是中国改革最初的“种子”，它存在于十分落后的农村之中，存在于亿万农民历史记忆之中，也存在于变革型领导人的脑海之中。

从“学大寨”到农业自由化政策的转变

16年之后，中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农村改革绝非偶然，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基于深刻的农业危机。邓小平推动农业改革的基本背景是此前已延续了十余年的大寨农业模式。[6]但是， 在1976年之前的二十年间，我国粮食增长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增加，棉花产量连续11年徘徊，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产量从1973年后就没有增长。农业停滞。[7]尽管大寨精神是可佳的，但大寨之路仍无法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更谈不上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这是一条老路。然而，文革结束后，“农业学大寨”是中国领导人对农村发展的主流思路，包括部分后来积极主张农村改革的领导人，仍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8]

邓小平是最早对“农业学大寨”的作法提出质疑的，并提出农业自由化的思路。1977年9月16日他在吉林考察就指出，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可能，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总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9]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到农业问题时，对二十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作了深刻反省。[10]陈云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11]陈云的看法也得到其他中央委员的赞同。[12]

胡耀邦在发言中不同意有些人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种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他提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13]

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农业问题，他介绍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全国有近四分之一到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发言介绍，安徽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度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768斤，1977年降为652斤，与1949年比，建国28年只增加4斤。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14]

这表明，“人民公社运动”的二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业学大寨”的老路就是农业停滞之路，中国农业发展需要另辟新路，这就是放松对农业的经济管制，取消对农民的政治强制，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经济自由，激发他们的活力。

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正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税矛盾和农民生存危机促进了中共中央的深刻反省。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正式反映了出来。[15]草案没有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并承认我国农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6]决定立即停止和根本改变相关错误的农村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包括提出“先富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它意味着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打击富农路线，为农民发展家庭经济、劳动致富开“绿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学大寨”老路的扬弃，表明中国农业发展将另辟新路，这就是放松对农业的经济管制，取消对农民的政治强制，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经济自由。

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决定提出了25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代表了第二次农业自由化政策，被视为“拉开中国农村革命序幕的标志”。[17]

中国农业改革既包括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也包括一系列政策创新，旨在通过农业自由化政策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即激活了8亿农村人口、3亿农村劳动力的活力。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缩小农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降低征购指标，加大农民出售农产品的自主权；开放城乡农贸市场，促进城乡贸易关系；实行农业多样化方针，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等等。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经历了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0月）的徘徊、试错，包括党中央内部高层的政治分歧、政治博弈、再到政治共识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进而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会的首要任务是将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其次就是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城市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从禁止农业自由化转向限制农业自由化，再到鼓励农业自由化；从拼命索取农业剩余转向扶植农业，再到让农民“休养、生息”；从大批（判）大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转向鼓励和倡导“先富论”的富民政策；从强制性的违背农民意愿的“穷过渡”的做法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退一步”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

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的改革一开始就进入了制度创新过程，即农民发明了“包产到户”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务实的地方负责人带头突破“学大寨”的政治约束，允许农民自发创新，在经过一场政治博弈，取得了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又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在全国推广。

中国的农村改革发源于安徽省绝非是偶然的，它有着当地负责人和农民的历史记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支持下，实行过“五统一”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当时，曾希圣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只试行了1年多时间，1962年毛泽东又改变决策，派李葆华任第一书记，进行纠正。[18]

中国的农业改革是诞生于安徽最贫穷的一个小村庄里，后来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19]1978年12月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搞了全国第一个“包干到户”，将全村517亩地按人口包到18家农户，10头耕牛统一作价后每两户包一头。当时全村共34户，175人，有土地1100亩，30头牲畜。那一年小岗村正经历着严重的饥荒，许多农民不得不在等死和外出乞讨中做出选择。

这说明，他们决定采取的行动在当时是不容许的，还要冒很大的个人或家庭风险的。但是这一改革很快就显示了它的收益与潜力。1979年的粮食生产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的粮食总产，油料总产超过过去20年的总产，生猪饲养量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人均收入超过400元，社员人均分配现金200元，成为全县的冒尖队。由于违反了有关文件规定，小岗村的作法在1979年12月被取缔，由包干到户转为包干到组。[20]

中国的农业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预先有什么改革方案的，甚至这一改革还违反中央的某些精神和规定，是农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农民的伟大创举，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北京政治官僚或技术官僚的文件，如果不是得到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支持，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演变“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传遍和扩散到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大地。

此次农业、农村的改革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改革，又是两者互动的改革，可以视为“重大转变”。它已远远超出在毛泽东时代曾多次出现的暂短的农业政策调整或改进，也远远超过改革之初领导人的设想和人为限制，更是大大超过同期以国有经济为主、集体经济为辅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