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

一、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辞世。26日《中国青年报》对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悼词十分醒目：“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这样的评价是妥当的。富民，特别是让农民富裕起来，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其中，我说：“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

在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理想与治学态度的基本概括。他的富民主张来源于农村实地调查。青年时期他在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比较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中，目睹了农民的贫穷与苦难生活，从而立下了改变社会使农民走出贫穷与苦难的志向。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受命为恢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开始奔波。1980年代初期，他给我们上课与报告时，都说自己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并且形象地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多年后，费老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常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地方领导同志讲：“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路子。”为了总结农村干部群众创造的切实可行的富民办法，他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认真进行调查，精心概括富民的发展路子。费孝通先生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为此，费孝通先生长期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生探索农民致富的道路，创造了“穷人社会学”。

二、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

费孝通先生一直致力于乡土中国的调查研究，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如何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径。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似可用他的十种观点概括。

1．农副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并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人多地少，以恢复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他发现，农副相辅可以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在《重访“江村”》中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他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是下降了。

他指出：“我根据二访‘江村’收集的资料，以及解放后在云南搞过的几次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这一看法，与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为了单一的发展粮食生产而把副业挤掉，不能不说是片面的。”[1]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2]。费孝通先生曾经探讨了苏南农民历史上的农副相辅观。他指出：“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3]这表明，费孝通先生的农副相辅观不是客厅里的空论，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的感悟与总结。

2.农工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农工相辅”的观点。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他回忆说，我30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4]。他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认识。在《江村经济》这本书里，他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5]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社队工业取代传统副业的过程，他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养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跃的新的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举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因此，在农民的眼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来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6]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7]。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农工相辅、以工补农和以工支农问题。他认为：“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举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8]这种从实际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工业下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观点。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9]。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苏南实地调查中发现，正在异军突起的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10]。

费孝通先生曾经解释过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在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11]。

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在边区发展的研究中，我们觉得城市对乡村的扩散作用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些原来经济很不发达的边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靠外边的力量兴办起来的。……由大中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和部分设备，乡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部分资金，合作办中小型乡镇企业，成了一条双方有利的出路[12]。

我曾陪同费孝通先生考察过江苏扬中地区的乡镇企业,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27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4.科技下乡费孝通先生指出，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三个阶段。各个乡基本上都是由一二个、二三个第一代企业起家，一个老根抽出许多嫩枝，形成一批第二代企业。以后嫩枝再发，又爆出一批第三代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50年代末集中了农村社员和集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设备陈旧，工艺简单，产品粗糙，利润极少甚至亏损。这一代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性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人们能懂得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这些人能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马什么。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

回顾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之后，等待着这新的一代企业的是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本身之间的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