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浴日：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

摘要：东欧剧变之后，一些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东欧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选择了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些东欧国家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东欧剧变 民主化 私有化 经济转轨 社会主义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结，仍在继续深化，这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苏东剧变的影响也仍在继续，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仍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两大机遇，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笔者于2011-2012学年在匈牙利的中欧大学进行访问，上述观点与笔者在东欧国家的所见所闻并不完全相符。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东欧各国的影响究竟如何？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真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通过分析东欧民主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谈些自己对上述观点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转轨――以“私有化”改革为例

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是公认的民主转型进行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本文首先就以他们都共同实行过、但具体做法却千差万别的“私有化”改革为例，来考察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其经济转轨进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匈牙利截至1980年代末期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国家债务，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急需大量的现金来清偿债务。所以剧变后的几届政府都只能对国有资产进行拍卖以求变现。而由于实行了公开竞价，出价最高的多数都是外资公司，于是便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情形。［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剧变后的匈牙利建立了基本的民主宪政制度，民间社会具有充足的渠道和手段对政府实行监督与制约，因此匈牙利对于国有资产的拍卖便得以在公开规范的前提下予以实施，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变现的价值最大化，而出售所得也均能用于偿还外债、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等公共用途。

相比于匈牙利，当时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要好得多。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捷克国民也不愿意国有资产被外资收购，于是便实行了所谓的“证券私有化”政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的形式在国民中进行平等的分配，再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中选购国企股票。而考虑到当时多数民众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并不熟悉，无论在资本实力还是在信息掌握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很容易受到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的伤害，捷克政府为了保护这些“大众股民”的利益，还专门设置和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来帮助民众进行投资。［2］捷克正是通过以上方式完成了“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这第一阶段的任务，而第二阶段“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的任务，则要交由自由的市场交易去完成了。而此时政府的职责，只需建立并维护一个公正平等的市场交易规则即可。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当年正是由波兰全国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当局举行的圆桌会议谈判，引发了东欧剧变的“多米诺效应”。由于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因此多数波兰企业在私有化的初始阶段都实行了职工参股或者“雇员买断制”（EBO）。在这一初始私有化实行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里，分散的企业股权才得以通过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等方式在二次交易中逐渐集中。由此，“雇员买断”才逐渐演变成“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MEBO）和“管理层买断”（MBO）。而在整个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从私有化之后获得股份的小股东手中进行收购，而没有发生由政府官方私自做主将企业的全部产权或控股权直接“送”给企业管理层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企业普通员工权益的做法在剧变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出现过，但因为民主化之后的波兰政府必须要对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负责，因此不仅对这种做法予以明令禁止，甚至还对剧变前的某些案例进行了追究与处置。

经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匈牙利的“只卖不分”，还是捷克的“只分不卖”，抑或是波兰实行的“雇员所有制”，虽然出于不同的国情而实施了不同方式的“私有化”方案，但却都符合基本的公开公平的原则。他们当时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基本预设就是：国有资产理论上就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而事实上也是经由全体国民的辛勤工作才得以实现了国有资产的积累，那么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就必须做到基本的透明与公正。

事实上，东欧这些国家的私有化结果也的确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社会上不满的人很多，那么就自然会出现主张实行“反攻倒算”的政党，该政党只要能够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上台执政，就大可以“合法”地对之前的私有化过程进行“反攻倒算”了。而剧变以来各国都经历了多次民主选举的政党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但都并未出现对私有化结果进行大规模“清算”的情况。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东欧各国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有制上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的转型实践是为了追求“效率”的话，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同时兼顾了起点的“平等”和规则的“公平”。而要实现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脱不开关系的。

经济转轨的阵痛与成就

以上我们分析了这几个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然而除此之外，东欧的经济转轨还要解决“自由化”和“稳定化”这两个难题。所谓“自由化”，是指要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交易和竞争规则；而所谓的“稳定化”，则是指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包括供求关系失衡、财政收支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等诸多原计划经济体制所积累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

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上，东欧各国的着力点也不尽相同。比如捷克在剧变之前经济失衡问题就不是很严重，国内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都不高，外债也很少。但捷克当局在“布拉格之春”被扼杀之后就鲜有尝试任何改革的措施，因此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体制比其他东欧国家就显得尤为僵化，因此捷克在“自由化”方面的任务就更艰巨一些。而波兰和匈牙利则与之相反，两国在剧变前就已经做出过不少市场化改革的尝试，经济体制中的“计划”色彩较淡，因此“自由化”的任务就相对较轻。但两国的经济失衡都非常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外债规模巨大，因此在“稳定化”方面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3］

但总体而言，东欧各国都一方面承担着剧变前的经济体制所累积下来的各种问题，一方面又要同时应对实行“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的巨大挑战，转轨的“阵痛”自然在所难免。因此在剧变之后，各国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过一定程度的经济“探底”，具体表现为GDP下滑、阶段性的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等等。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经历了经济衰退，东欧各国的经济却绝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仍以匈、捷、波三国为例，如果将其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算作100的话，剧变后他们所经历的“谷底产值”则分别是81.9（1993年）、82.6（1992年）和82.2（1991年）。而到了1996年，他们的GDP已经分别达到86.6、94.8和104.6，呈现出缓慢复苏的趋势。［4］

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匈、捷、斯、波这四国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转轨的任务，其标志便是他们经受住了欧盟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6年对其进行的系统评估，历经入盟联系国、入盟候选国及欧盟成员国三个阶段，于2004年正式加入了欧盟。表1显示了这四国以及整个欧盟从2002年到2011年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已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多数情况下其GDP的年均增长率都已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而这一趋势在2004年后更是愈加明显，其增长率在多数情况下都远远领先于欧盟。

表2显示了这段时期各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率”，该数据被认为是衡量一国民众生活水平变化的最重要的经济参数。我们看到，除了匈牙利的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以外，另外三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领先于欧盟平均水平。据统计，如今这些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50%-70%，已经达到西欧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59%。［5］总之，这些数据表明，这些新入盟的东欧国家正在全面地缩小其与西欧的经济差距，各国在经济转轨完成之后亦进一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成就。

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应对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整个欧盟经济体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东欧的这些欧盟新成员国自然也未能幸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东欧各国受到冲击的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而这又与前文所分析的各国不同的经济转轨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当年采取“证券私有化”方式向全民平均分发资产证券的捷克，以及在工会的参与下采取“雇员私有化”方式的波兰，当时曾由于外资参与度低、股权分散而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导致了其经济活力的缺乏，但也恰恰由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较低，此次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而当年采取“只卖不分、价高者得”、“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方式搞私有化的匈牙利与爱沙尼亚，当时的经济就更为活跃，但也正因为其金融开放度高，此次便成了东欧的“重灾区”。［6］

我们仍以GDP增长率为例，由表1可以看到，2008年这几个国家所受的冲击还很有限，其中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到了2009年，各国才都遭遇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但除了匈牙利之外，各国衰退的程度并不比整个欧盟地区严重多少，而波兰居然仍保持了经济的正增长，在欧盟经济体当中可谓一枝独秀。到了2011年，这四国的经济增长又都重新回到了领先于欧盟的轨道之上。

以上的事例恰恰说明，任何一种经济转轨方式都是利弊相随的，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转型方案。但正如金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年波兰人、捷克人并没有因为经济不如匈牙利有‘竞争力’而向政府当局兴师问罪，如今的匈牙利人也没有因为本国的危机比邻国更严重而怨天尤人。”［7］因为在东欧各国民主制度的安排之下，无论采用哪种转轨方式，都是本国民众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做出的自己的选择，因而便具有基本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民众对于相应结果也就能够安然地接受。

面对金融危机，东欧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予以应对。他们一方面采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在加入欧盟之后，这些东欧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在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补助，乃至生育补助等方面都在逐渐接近欧盟的标准。在这里不仅本国国民，连具有长期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都能同样享受到相当高的福利待遇。

以匈牙利为例，不仅其本国公民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就连笔者这样的外国人，中欧大学也按照法律的规定为笔者提供了免费的全额医疗保险。这样的制度保障赋予了普通民众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即使国家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他们的感受也不会那样直接和剧烈，因而经济危机演变成进一步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很小。

这种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拜他们的民主制度所赐。试问，如果没有来自民众手中选票的制约、没有来自公共舆论的监督，各国政府哪来的动力将财政收入花在民众的福利上面呢？如今这些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并非就比剧变前的共产党官员们多了多少道德觉悟，只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硬性约束而已。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对东欧各国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即使对那些所谓的“重灾区”国家而言，也都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各国政府也进行了有效的应对。到了2010年，东欧的多数国家都恢复了经济增长，正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

民主制度下的左右之别

剧变后的东欧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上与西欧全面接轨，就连政治概念也逐渐趋同。譬如对如今的东欧民众来说，